王诗戈的博客

摄影随笔（70）

    我和天空对望着。
    天空阴冷。
    突然一个人闯了进来。
    突然一棵树闯了进来。

这是沙飞

11月16日，借参加中山大学沙飞影像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之机，参观了石家庄沙飞纪念馆，见到了白求恩大夫送给沙飞的那台相机。

相机放在玻璃柜里。我隔着柜子对它按动快门，快门声清脆，恍惚中那台相机的镜头里似有微光在闪动。

谁能想到这是由沙飞创建的晋察冀画报社用来装底片的木箱？一看到它，我的手便有一股抑制不住的冲动。由于我们一行“身份特殊”，我的手得以放在了木箱上面。我反复地抚摸着它，我的手久久不愿离开。我甚至还打开箱盖，往里面张望了好久，就像一个盗墓者，想在刚打开的一扇门后搜寻到幽远历史的蛛丝马迹。我的手指和手掌努力感受着箱体的每一处凹凸，每一条纹理，每一块疤结……我没有在看，甚至也没有听历史亲历者顾棣老人近在咫尺的追忆，我只是在感受——那是一种在我的语汇库里找不到语言来直接描述的感受。我摩挲着木箱，仿佛在摩挲一位百岁老人布满褶皱的手背。

想在留言簿上写点儿什么。摊开本子，想起了和沙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句话：我要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于是，我提笔写道：

一个自由飞舞的灵魂
在
注视着我们。

他用相机参禅悟道

题记：在旧文《布列松的禅心》的基础上扩充、润色而成。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法国摄影大师。关于这位传奇人物，有一件事情，在徐家树先生的译著《世界的眼睛》和阮义忠先生撰写的《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里面均有提及——卡蒂埃-布列松的一生，是深受禅宗影响的一生。这里要交代一下：阮先生是我一向敬重的前辈，所以我更要对他书中的一处错误做出订正。阮先生说卡蒂埃-布列松最喜欢的书是铃木大拙的《射艺之禅》，其实这本书的作者是德国哲学家欧根·赫里格尔，作序的才是铃木。

各路摄影人，无论中国外国，无论职业业余，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摄影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在诉说一种生命体验。据我体会，这句话背后的心理动因，除开随声附和的因素，往往确实源自真切的内心感受。这样一种生命体验，或浅至皮相，或深达骨髓（甚至还有正偏之分），已然弥散着禅宗的气息。禅宗的用功、修行，是要渗透于日常生活当中的——此即大珠慧海所谓“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庄周说“道在屎溺”，鹿门处真被问道“如何是禅？”时答以“鸾凤入鸡笼”——不过“屎溺”“鸡笼”而已。摄影和禅宗，都被视作日常生活之道，这是二者之间的契合原点。

在具体实践层面上，拍摄（尤其是抓拍）照片似乎天生就与理性无缘。我们经常听到的告诫便是“别管规则，不要去想，凭感觉拍”。而禅宗，正是深深根植于心灵与感觉之中的。与禅宗思想和中国天道观素有神交的海德格尔，对西方传统中自柏拉图以降越编越密的知识与理性之网深感厌恶，认为它捆缚了本该自由呼吸的心灵世界，使人远离了“存在”，也背离了本真的“自我”。禅宗从肩头卸下了理性，甚至轻轻推开了“理性”地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正如大洪法为那句“悖论”的禅语所言：法身无相，不可以音声求；妙道无言，岂可以文字会。既然禅宗和摄影都“直指人心”，双方发生瓜葛也就在所难免了。

摄影，无论其作为生存状态还是作为感性表达，在普通摄影人那里尚且是比较容易获得的经验，遑论全副身心浸淫其中的大师们了。关于摄影与禅宗的关系，他们中的一些人或有心，或无意，多有心得。安塞尔·亚当斯、迈纳·怀特、爱德华·韦斯顿的不少主张都饶有禅意，罗兰·巴特的《明室》固然是在谈摄影，其实也是在说禅论道。值得玩味的是，如果说禅宗因为上述特质具备了与艺术的天然血脉关联（也就解释了约翰·凯奇的《四分三十三秒》和马塞尔·杜尚的那句“我的艺术就是我的生存”），偏向于“艺术摄影”一路的亚当斯等人难免有所感悟，那么传统观念中距离“艺术殿堂”百步开外的纪实摄影、新闻摄影又和禅宗有着怎样的“缘分”呢？

通过对“抓拍大师”卡蒂埃-布列松的细读，或许可以接近问题的答案——从现有资料看，在大师的禅心空间里，《射艺之禅》和铃木大拙的著述盘踞了主要的位置，所以我们的比照也就集中于这一本书和这一个人（事实上，好多西方文艺界人士接受的禅宗滋养都并非源自中国和印度，而是经由日本输入。日本的一些禅师、学者积极推介，而铃木通晓英文，著述丰富，历游欧美，影响尤著）。

禅宗重“一”。铃木在《禅与生活》里说，禅“基于事物的这种绝对合一性建立它的哲学基础”（据刘大悲译文）；在《射艺之禅》序言里说：“在箭术中，射手与靶子不再是两个对立的东西，而是融为一体。”（据余小华译文）卡蒂埃-布列松则说：“内心的世界与身外的世界——两个世界之间须达成平衡。这两个世界相互作用，片刻不停，最终合而为一。而这个统一的世界，正是我们所要传达的。”

禅宗重直觉。铃木在《禅与日本文化》中写道，禅宗“应该用直觉而不是概念去把握生命及事物的终极真理。”（据陶刚译文）卡蒂埃-布列松说：“在我，相机就是速写簿，是基于直觉、手随心动的一项工具。”“在拍摄的那一刻，构图只能源于直觉，因为我们努力抓取的是稍纵即逝的瞬间，而且取景框中事物之间的种种关联亦变幻不定。”

禅宗重忘我。忘我，这是《射艺之禅》里一以贯之的一条线索。赫里格尔强调“破除一切执著，达到纯粹无我的境界。”（据余小华译文）卡蒂埃-布列松的说法是：“我所热爱的从来都不是摄影‘本身’，而是摄影带来的可能性——在忘我之境当中，于瞬息间记录下对象的情感，并呈现出形式之美。”“（在拍摄过程中）拍摄者惟有忘记自身，拍摄对象的重要性才得以彰显，照片的力量才能够增强。”

禅宗讲求“精神”。铃木曾经说过：“禅在任何形式中都努力寻求精神实体的存在。”（据陶刚译文）卡蒂埃-布列松则说：“只有在空间组织当中，我们的观念和情感才臻于具体，并得以传达。”“在摄影中，令我心动、催我向前的是姿态与精神的并生共存。”

禅宗讲求“悟”。在铃木向西方世界宣讲佛法之初，他就把东方人的“悟”戳在了西方人分析、推理的绝对对立面上，许多西方人眼前为之一亮，旋即心醉神迷。卡蒂埃-布列松则说：“拍照于我而言，是一种体悟之道，且与他种视觉表达方式密不可分。”

禅宗讲求“敬”。赫里格尔的日本师父经常要对着箭靶深深鞠躬，并且要弟子们也这样做。卡蒂埃-布列松则说：“拍照时须始终对拍摄对象以及自身付出最大的敬意。”

放下欧根·赫里格尔，再读卡蒂埃-布列松，或者放下卡蒂埃-布列松，再读欧根·赫里格尔，甚至感觉他俩就像是同门师兄弟在练太极推手，发力的点虽有不同，但运劲的法门却如出一辙。赫里格尔多次谈及“专注”，卡蒂埃-布列松的说法则是“拍照时须凝神屏息，面对飞逝的现实，将全部官能合而为一”，而在赫里格尔看来，集中全部身心之力正是使技巧进入“精神”层次的惟一途径。《射艺之禅》里还说，箭术升华为艺术的前提条件是技术要非常纯熟，这样技术才不至于形成牵绊；卡蒂埃-布列松呢，他打了个比方，他把对相机的具体操作比作开车时的换档，应做到不假思索，习惯成自然……一个德国人，一个法国人，在禅宗这里获得了共鸣。品读卡蒂埃-布列松的文字，这位摄影大师在我心目中俨然是面朝东方的。渐入迟暮之年，落笔之处，竟往往带出偈语的味道。于是我近乎无端地推想，大师的心，在他离世前的那几年，是离“禅”越来越近了吧。

卡蒂埃-布列松在他留下的不多的文字中，向我们揭示出这样一桩“妙谛”：在物质属性上，相机是西方科技文明的产物；一旦进入人的精神场域，完成了由“相机”向“摄影”的转变，它便隐隐透出了东方神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摄影是西方传统与东方情怀结下的“善缘”。

一些批评家，在谈及卡蒂埃-布列松时，话里话外也都透着禅味。“对卡蒂埃-布列松而言，图像的美在于揭示了某种神秘……”（安德烈·曼阿格斯），“作为‘无我’（selfless）的观察者，卡蒂埃-布列松自然而轻松地融进背景当中”（斯图尔特·里士满）……让-皮埃尔·蒙捷在为专著确定题目时，更是直接借用了铃木在《射艺之禅》序言里的用语，名之曰《卡蒂埃-布列松与无艺之艺》。

也有卡蒂埃-布列松放不下的。对完美形式的“求”（虽然他决不是纯形式主义者），对拍出好照片的执著，都算是“俗念”了。在八十七岁那年，卡蒂埃-布列松借朋友之口告诉我们，他仍然没有放弃摄影，只不过现在是在心里按动快门。或许卡蒂埃-布列松最终也未能达到“手中无剑，心中亦无剑”的至高境界——想想看，你是更喜欢摄影史上的卡蒂埃-布列松呢，还是大彻大悟一切皆空的卡蒂埃-布列松？

“佛教既非宗教，亦非哲学，它是一种媒介，作用于心灵，使其臻于和谐，并藉由怜悯之心将和谐传递给他人。”——这是卡蒂埃-布列松对佛教的直接表态。一九八七年，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大师说过这样的话：“我不信上帝，也不相信有什么恶魔，说起来我算是个佛教徒吧。”

“他必须要使技巧升华，使那项艺术成为无艺之艺，发自无念之中。”（据鲁宓译文）——这是铃木大拙在《射艺之禅》序言里写下的话，在我听来，倒像是对卡蒂埃-布列松一生的一个总结。这样的一生，也为罗丹的断语“真正的艺术家是人类之中最信仰宗教的”作了注脚。

（卡蒂埃-布列松的文字为笔者所译。佛头着粪而已。）

关于大学英语教育的一点反思

题记：新学期伊始，我在“英语阅读与写作”这门课上对学生们讲了一番话，现根据提纲和回忆还原于此，不包括“跑题”太远的话和针对我教的学生提出的具体要求。

“英语阅读与写作”，这门课程以前不叫这个名字。以前就叫“英语写作”，后来院里感觉写作和阅读不能分家，写作是输出（output），阅读是输入（input），输入如果质量不高，输出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提高写作水平也就成了空谈。这个道理本来谁都明白，但咱们国家有个特点，道理明摆着，但一付诸实践往往就变得特别困难。我们也是在最近这几年才明确要求把写作和阅读结合起来讲。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是在这么讲了。讲来讲去，现在感觉走到了穷途末路。

穷途末路，并不是说我觉得困惑、无助，它是这个意思：传统上，一直在讲授相对单纯的写作技能（比如说如何写出有强调意思的句子，如何照顾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衔接，等等），后来向前迈进了一步，把阅读全面纳入进来（英美大学的写作教材就是这么个编写思路，你拿过它们的写作教材一看，会发现在形式上很像我们国家的语文课本。不过，在文章的选择标准和内容上，差距很大。这是读什么样的思想长大的问题。不说大学，就说他们的中学吧，我说几个布置给学生的作文题目，大家听一听：《美国新的精神状态》、《如何改进种族关系》、《都市中的安全》、《我看先锋派绘画》、《黑色这个词》、《关于亚布拉罕·林肯》、《60年代的儿童》；而我们呢，一路念到大学二年级，英语专业四级考试中的作文还在考这些东西：电视广告的利或弊、课外活动的重要性、打电话能否取代写信、网上交友是否明智……英语固然是我们的外语，但问题没这么表面）。从训练相对单纯的写作技能到以读带写、以读促写，是个巨大的进步。现在国内一些高校的英语专业都进行了这个转向。马上，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读什么？还有其他问题，比如怎么读？阅读如何与写作结合？阅读和写作应该各占多大的比重？等等。但我想读什么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感觉我们刚刚出发不久，就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因为我们的阅读材料太单调，太单薄，好多时候阅读只是虚晃一枪，随便找来一篇什么文章，面子上好看，可以对外擂着胸脯宣称：我们是先进的读写结合教学法。我这里说“我们”，是因为就我了解，这在国内高校中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你看，绕来绕去，还是在写作技能的小圈子里打转转，阅读成了幌子，就像在门牙上包一层金纸，没有实实在在有分量的东西。

这个问题，有关对阅读的认识。为什么要把阅读与写作结合起来？如果回答是：范文能够为写作提供样板，那还是没有把阅读的价值完全挖掘出来。答案应该是两方面，另一方面是：范文能够提供思想资源。这也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国内目前出版了一些读写结合的教材，基本上仍然念念不忘那本念熟了的经，范文导入向写作技能一边倒，甚至不错的文章都被毁了容。好多年以来，国内外语界一直有一种声音：英语专业的学生脑子里空，知识面窄，没有思想。但我们底下在做的，还是死死抓着那点儿语言技能不放。技能和思想，隔着十万八千里。

谁都知道，写一篇英语文章，分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技能帮你解决形式层面（比如语法），但对内容层面就无能为力了。写出精彩的内容，得靠思考，得靠阅读。常有学生拿着专业四级的作文题找我，说想不出什么观点，想出来的都是老套，每次听到这个话，我都是一种混合着震惊、悲哀和无奈的反应。类似于“电视广告的利或弊”这样的题目，写起来仍然吃力，我们抓技能抓了这么多年，就抓出来这么个结果。那么，技能是不是很好了呢？怕也未必。

在评判英语作文的标准上，我们的观念也需要变一变。中国教师和英语本族语教师在看中国学生的英语习作时，眼光不大一样。中国教师眼睛盯着语法怎么样，会不会用衔接词，都是这类东西，“外教”关注的往往是有没有新颖的观点、深刻的见解，你的想法是不是有想象力、有创造性。教师手中给成绩那枝笔就是指挥棒，我想作为教师，要想明白一个问题：一个人通过文字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不管他是用哪种语言写成的），这件事情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有时我想，学生写不出东西来，责任不在他们，要怪我们这些做教师的。

往深里想一想，造成学生思想贫乏的症结又在哪里？有一个观点，以前我在不同的场合反复提过，这里还要再说一下，因为我觉得它实在是非常重要。这个观点是：长期以来，我们过于强调英语教学作为专业技能训练的“个性”，而忽视了它作为大学教育一部分所具有的“共性”。一个人，他先要是一名大学生，然后才是一名学习英语专业的大学生。把英语教学放在大学教育的宏观结构中去看，也许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这里我说到了“教学”和“教育”，关于这两个字眼的区别，我素来仰视的前辈许国璋先生说过一番话，可以作为一个不那么学究气的注解——“我教学生，从来不以教会几句英语或教会一种本事为目标，而是要教怎样做人，是英语教育：用英语来学习文化，认识世界，培养心智，而不是英语教学。”）这个问题先说到这儿，后面我还会再回来。这里先说这一句：我有一个刻骨铭心的体会——大学英语教育，必须要超越技能层面。退一步讲，即便你把技能培养好了，那也不过是完美的苍蝇而已。

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契机，阅读在写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而如果仅仅把阅读当作训练写作技能的又一种工具，那注定是一条死胡同，连岔道都称不上。在这门课上，我要做的，是把阅读视为思想的源头活水，尽力发挥出阅读本身的价值。这两三年来，我虽然也在努力选择那些语言精彩、内涵深刻的范文，但现在看来，分量还不够。

那么，我们这门课到底要读什么呢？我先说课下读的。

课后的阅读，不妨遵循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你喜欢读什么就读什么。喜欢侦探小说的，你就读阿加莎·克里斯蒂，喜欢报刊文章的，你就读《泰晤士报》、《新闻周刊》。你的热爱，你的脾性，你不要看别人、随大流，你要叩问自己的内心。大学时光，是最应该率性而为的人生阶段，也最有条件率性而为。告别大学，所谓“进入社会”，你会发现无地自由，所以，如果在大学里面都不能尽情舒展自己的心灵，那也许会是你终生的遗憾。这是第一条原则。课后阅读的第二条原则是：多读点儿经典文学作品。一种语言，它的精华体现在哪里？或者说，什么最能体现一种语言的魅力？会有不同的回答，但我想有一点大家都认同：精华和魅力，就在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里。把英语作为专业来学，你绕不开文学作品。在这个基础上，我要鼓励大家多读点儿经典。大学四年，白驹过隙，人生也很短暂，多说八九十年，经典尚且读不过来，哪还有时间去照顾泛泛之作呢？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这“泛泛之作”你就是喜欢，那你就去读好了。我这里说的“经典”是指公认的经典，你也有你自己心里的“经典”，对你来说，它们可能同样重要。

有些同学会说：“老师，我不喜欢文学，读不进去啊。”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多少有点儿奇怪，因为文学是人作为一个人，他的基本需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都有扩展自己的生活世界的欲望和冲动。愚公为什么要移山？因为他们村子的人想看看大山那边是怎样的一个世界，想让进出那个世界的路变得更通畅一点儿。人都有这个原始冲动，但是，我们的身体被我们的腿挡着——就像崔健在歌里唱的那样——在物理意义上，我们往往不能随心所欲。所以我们退而求其次，追求精神上的拓展和丰富。有些人很喜欢看旅游风光片，就是因为他们无法亲临那些地方，于是便借助电视画面满足内心的需要。这是从一方面来说。从另一方面说，人活着，都是向死而生。心理学上讲，人对死亡的恐惧，主要不是害怕肉体的消失，而是害怕精神的消失。生命其实是很短促的，而且可能随时戛然而止，精神无法延长，于是只能再次退而求其次，不追求生命的“长度”，而是追求生命的“密度”——或者说“厚度”。所以我说人的基本需要是自己的精神世界能够更广阔一点，更厚重一点，不那么狭窄、轻飘。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不止一种，但我想文学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作品带你走进无数人的世界，你会体验到五彩斑斓、丰富多彩的人生，你会见识到世态万象，无形之中，你就生活在了别处，你的生命好像得到了延长。中国古人想万寿无疆，把希望寄托在炼丹上，唐太宗李世民和清朝的雍正皇帝都乐此不疲，吃来吃去，大伤元气。药王孙思邈也迷过这个，结果得了丹毒，遭了一场大罪。想延长生命，文学倒是可以成为“灵丹妙药”——这层意思，纳博科夫也谈到过。你说你不喜欢文学，这里面大概有误解。你不是不喜欢文学，你是不喜欢中学语文课本里讲的“文学”，不喜欢中学语文老师课堂上讲的“文学”。那不是文学的全部，远远不是。

要我说，人都有诗意地生存的需要。比如说，我们都有艺术化地表达自己感情的冲动。画家用画笔，作曲家用音符，我们呢？我们不具备那些专业技能，于是我们便去唱卡拉OK。你看陕北的农民，也没什么文化，那信天游一唱起来，多好听。为什么要唱呢？因为有些感情，光靠说还不够劲儿，非要唱出来才行。中国古人说过，“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你也许不懂艺术，但你一定会有艺术的需要，就像你一定会有哲学的需要一样。

除掉英文，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读些中文文学作品。要多读好的汉语。什么是好的汉语？或舒缓，或跳跃，你读起来都能感觉到它的灵性，音乐一般的灵性，你感觉到亲切、贴心，你感觉到通体舒泰。汉语是我们的母语，就像婴儿刚下生，对母体有种自然的依恋一样，好的汉语也会给你那种感觉。不管从哪个意义上来说，英语专业的学生多读些优秀的汉语作品都是必要的。

大家在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不要满足于查几个单词，掌握几个句型结构。你要走进文学作品所构筑起来的那个世界，调动自己的全副身心，去感受作品中人物的喜怒哀乐，去感受那一幕幕世事沧桑，让阅读融入你的生命体验，make it a part of yourself。

上面说的是课后要读的。下面说说课上的阅读内容。

刚才我说到“把英语教学放在大学教育的宏观结构中去看，也许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这关涉到这样一个问题：大学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注意，我问的不是大学教育是什么样子的。中国的大学教育怎么样，大家都身处其中，都会有体会。我的问题是，如果大学教育不这样，那它应该怎样？对于这个问题，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们曾经给出了好多睿智的回答。我想起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在谈及以前的教育和当下的教育时，说过这样十个字：在家有父母，何必靠外人。是的，我们无需外求，我们中国本身就有非常丰富的教育思想资源。以我对黄延复的思想脉络的了解，他心目中的“父母”，多半是指1949年之前从事教育事业的前辈先贤。这些年来，中国思想界的一批学者经常把目光投向他们，无限追思，无限感慨。让我们听听他们说了些什么。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我记得他在北大就职演说中也提到大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对我们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学术是什么？一般认为，主要是指语言学、英语国家文学、英语国家文化。要研究这些，得有一定的训练，头脑要有准备，mentally prepared。那么，学什么东西，会让你感觉到不管选择什么学术方向都会有底气，有自信？大家想一想……我的回答是：哲学。人类思想经验的大厦，哲学就像是地基。哲学的训练是根本的训练。

有同学会说，我不想研究学术，干嘛要接触哲学？好，我们就退一步说，你远离学术。但你总还在大学里，绕不过通识教育这一关。通识教育，所谓liberal education，港台那边叫博雅教育。四九年以前的清华大学是通识教育的重镇。校长梅贻琦先生、潘光旦先生、朱自清先生都极力主张大学教育要以通识教育为重。1941年，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一文中明确提出，大学教育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国立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先生在1945年《教育之改造》一文中也说：“大学教育，既贵专精，尤贵宏通”。而接受通识教育，恐怕你躲不开哲学，哲学也会为你接受教育打下一个很好的底子。

我们这门课，在课堂上读的，主要便是哲学。

有同学说，我也不想接受什么通识教育，我就想练练技能，英语说得好点儿，写得好点儿，就够了。好，我们就再退一步，就算你把通识教育也推到了一边，但你总应该想生活得更好吧。那我告诉你，在好多时候，哲学不是别的，哲学就是生活的智慧。它一点儿也不遥远，它就在你的身边，关系着你的日常痛痒。台湾大学有位傅佩荣教授，写了本书叫《哲学与人生》，你不妨看看，也许就会明白哲学的光芒是如何照亮我们的生活的。还是蔡元培先生，在刚才那段话之后接着说道：“大凡研究学理的结果，必要影响于人生。”蔡先生不看重学生的“共性”，他强调“我性”（还不是“个性”，是比“个性”更深一层的“我性”）。他说：“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就是说，哲学可以成为你的一部分，进入到你的生命体验中去。

刚才我说每个人都有艺术的需要，也都有哲学的需要。有人会说，不识字的农民会有哲学的需要吗？有。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会回过头去回想自己的一生，引发出好多想法，这种思考便是哲学式的思考。这种需要也是人之常情，也是固有的人性——哲学本就是来自于人的，而不是反过来，人去就范哲学，所以我说哲学的需要是人的天性。对这种需要，你不能视而不见，你不能不在乎它。社会现实很残酷，中国人忙于应付眼前的事情，活得很“形而下”，如果大学教育都不能提供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你说怎么能从教育里看到希望？！

教育界前辈罗家伦先生，1928年执掌清华大学，1932年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在1942年离开中央大学时写过这样一段话：“现在的大学教育的缺陷，就是太注重学生的专门知识，而太忽视其整个人生的修养。……文学哲学和艺术的修养是很重要的。这种修养，可以为你开拓意境，变化气质，调剂性灵，使你人生更加丰富，更感觉得有意义。”哲学不一定能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但会让你感觉你的生活变得更好——这中间的区别是很大的，也非常重要。

冯友兰先生在1948年《论大学教育》的演讲中提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而不是要把人训练成工具或机器。何以为“人”？冯先生的回答是：“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以往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和罗家伦先生一样，冯先生关注的也是“意境”、“气质”、“性灵”。和爱因斯坦相比，他用词还算客气。爱因斯坦说，只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生，不过是a well-trained dog（爱因斯坦是个物理学家，思考的是宇宙的事情，他对政治、社会、教育等问题的看法也都很有分量，非常受人关注——这不奇怪，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说，科学理论，在当初发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出于美学的或形而上的原因。一个人的科学思维如果到了一定高度，他的人文思想一般也不会贫弱。对宇宙进行思考，实际上就是在思考人类自身）。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强调“以人为本”，什么是“以人为本”？首先得把学生当成“人”，当成活生生的个体存在，不是工具，不是机器。离开这个前提，还谈什么教育！

刚才我说我们课上主要读的是哲学，就是说不单单是哲学。我们也会读到美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纳入我们阅读范围的都将是经典。所以说，“阅读与写作”这门课，实际上要被上成一门“西方思想史”。我们懂英语，这是我们的优势，但一定要透过语言，进入到语言背后那个无比丰富的文化世界、精神世界、思想世界，这才算是把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懂一门外语，实际上等于多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途径，懂的外语越多，你拥有的世界就越多。真的，懂外语的人是有福的，也是令很多人羡慕的。大家要珍惜这个优势。在人类历史上，用英语写成的重要思想文本数量很多。那些不是用英语写的，我会根据手头有的材料尽量选择比较好的英语译本，有时候我会把几种不同的英语译本同时发给大家，大家比照着读。我们将采用细读的方法。著名学者萨义德（Edward Said，读到当代我们会读到他）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这本书里强调了细读的作用。大概意思是说，细读可以帮你抗拒新闻标题走马观花式的阅读带来的误导，也可以使你拥有一个更坚实的人文主义立场。比如说，讲到柏拉图的某一句话，我会把后来的思想家对这句话做出的阐释，对这句话蕴含的观点所做出的阐发尽量串起来，努力挖掘出一些微言大义。读过某个文本之后，要求大家写出一份读书报告，要用英文来写。我希望在这门课上，大家能感觉到一种快感——当你了解到人类作为灵长类高级物种，他的思维所能达到的高度的时候，你难道不会感觉到快感吗？当你与人类发展史上那些最睿智的头脑进行心灵对话的时候，你难道不会感到充实与振奋吗？如果大家觉得这门课没意思，那一定是我没有讲好，千万不要把罪怪在哲学头上。

这里有一点要说明一下。我说要把这门课讲成“西方思想史”，没有把“东方”包含进来。东方的思想传统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我在感情上说不过去。把中国哲学（包括印度哲学）的典籍翻译成英语，通过英语反观东方，我读起来总觉得非常别扭，味道不对。要了解中国思想传统，还是要读原典为好。原典，不在于丹讲的《论语》里，也不在《论语》的白话文译本里。

从我这些年的个人教学经历来说，有一点体会越来越强烈：大学，不能只传授知识和技能，还要传授思想和智慧。知识和技能，英语培训学校也可以教，“新东方”什么的可能比我们教得还好。大学不是技校。如果只想提高技能，你不必来大学。“新东方”的负责人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说希望办成“中国的哈佛”，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的反应是“一笑置之”。这一笑置之，很有深意。

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一场骗局。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我不存什么“非分之想”，我只想求得一个夹缝，做一些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课这样讲，有同学会不适应，不喜欢。请原谅，我只能按照我心目中的教育理想去行事，我觉得大学教育应该怎么样，我就要向那个方向去努力。在骂声中前行，以前不是没有过，但我还是要坚持。

吴宓先生在1937年的时候发表过一篇文章，在谈到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课程设置的目的时，提出了五点，其中头两点是：使学生能“成为博雅之士”，能“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他说的这五点目的，真真切切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老清华的外文系，在第二年的时候，便有“西洋哲学史”和“西洋文学概要”这样的课程。我顺带说一句，和今天的高校英语专业比起来，当时的清华大学的课程设置可以说是非常“早熟”，在大三的时候，就开出了“西洋文学分期研究之中世纪”这样精深的课程，而我们今天的大学呢？大三的学生还在学习这个“概论”那个“导论”。清华的教育，培养出了钱锺书、卞之琳、李赋宁等等一大批中国第一流的头脑。怎么这么多年过去，我们不进反退了呢？

美国有位哲学家、教育家艾德勒（Mortimer Adler）。他写过一本书叫How to Read a Book，告诉人们要在自己的书上做笔记，做记号，要圈圈点点，他这本书非常有名，书里介绍的阅读方法如今已成为大学生们的标准读书法。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和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Robert Hutchens）一道，发起了“名著运动”，提倡围绕经典著作开展通识教育，将阅读经典作为教育的基本范式（paradigm）。“名著运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1948年他们二人在芝加哥音乐堂搞了一次讲演，讲的是柏拉图记述的苏格拉底审批（我们这门课也要读到），当时场内挤了3000人，还有1500人在场外翘首聆听。

好多大学毕业生都说，大学四年，忘得最多的便是课堂上老师讲的知识。这倒可以和西方的一句话相互印证：Education is that which remains, if one has forgotten everything he learned in school——教育就是除去知识之外剩下的那部分，这个说法很耐人寻味。对我们英语专业的技能训练来说，不存在“忘”的问题，我们学过的总会用得上，但是光有技能训练，还不够，远远不够。

中山大学的校长邹鲁先生在1934年对新生有一篇训词，就像是说给今天的大学生的。他是这样说的：“普通学生之读书法，以为能依时上课，并能考试及格，便算经尽读书的能事。其实，这种的读书法，是为读书而读书的读书法，非为学问非为国家社会的读书法，与国家兴办教育的主旨，是根本相反。”当然，我不能也不必要求大家都想着为国家为社会做多少事情，但你总该想着为自己做点事情吧？人都是顾及私利的，这个要求不过分吧？你难道就不想让自己的人生更丰富一点，让自己的生活中多一些智慧？主动从清华大学辞职的艺术家陈丹青批评当今的大学生是有知识没文化，有专业没思想，真是一语中的。看到大家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很着急，我不希望这样的日子一天天继续下去，我希望大家成为有思想有智慧的人。

谢谢大家！

摄影随笔（69）

    我是一只耗子，我头顶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不是个好地方，可更好的地方到哪儿去找啊。
    自称为“人”的动物不是也住在这儿嘛。
    我哪还有什么牢骚，还是吃完了玩玩完了睡睡完了再吃吧。

摄影随笔（68）

    是深秋，一派萧瑟。
    男孩儿坐在车上，头侧向一边，两眼很出神。
    谁也不知他在想什么。
    阳光照过来，他的脸仿佛也放出光来。

    他把树上的叶子想绿了。

摄影随笔（67）

    原来不是石头，是美人鱼。
    想拉她去有水的地方。我用尽力气，她却纹丝不动。
    走出几步后，仍能听见她低沉的呻吟。
    似痛苦。
    又似快慰。

摄影随笔（66）

小时候的好奇心是一枝点着的烟，在不知不觉中被慢慢烧掉。
我从迷糊中醒来，看看熏黄的手指，揉了揉眼睛，摸过相机举到眼前。

记忆

支撑

摄影随笔（65）

火车站的候车室，属于中国北方某个小城。
画面缺少了一部分，那部分留在我心里——高科技扫描仪识别不出。

两扇窗户，瞪大了困惑的眼睛。

写给博联社平遥影展的落选博友

博联社2008年平遥影展评出了结果，当晚就有博友跟我抱怨，觉得自己的片子也挺好，至少比入选的一些片子强，说着说着就开了骂腔。我跟他嘻哈了一阵。更晚些时候，在社里闲逛，又看到有博友在对落选发表感想，失望，郁闷，简直像是“开博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我跟这位不熟，不好说什么，却想到国内大大小小的一些摄影赛事，不少落选者也都是类似的反应，于是便多了一点儿联想。

我要说的，主要是针对像我这样的“摄影爱好者”（有时为了和“专业的”区分开，前头还要加上“业余”二字——“业余摄影爱好者”，好名字，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出身”和“阶级”）。为什么这么失落？因为“广大业余摄影爱好者”把这次活动看得尤其重。对一般的“爱好者”来说，别说在平遥搞个个展，哪怕是进入联展，都是“遥”不可及的目标。这几年，平遥影展也遭了不少骂，骂归骂，平遥依然是很多摄影人心目中的麦加。一面是热闹的嘉年华，一面是作为看客，站在一边咂吧嘴……这时出现了博联社组织的平遥影展，机会对所有人都敞开着，而且这里高手也不少，也能体会到竞争的快感，于是博联社就成了“圆梦”的地方。“梦想平遥”，却在这惟一能接近平遥的大门口摔了跟头……

一时的失望，郁闷，还好说。极端的例子我可见识过。兴冲冲寄出一大堆片子参赛，到头来空欢喜，颗粒无收，马上就想把所有底片都翻出来烧掉。这事其实挺奇怪的，昨天还对自己拍出的东西充满自信，至少是很喜欢，怎么没入了几个人的法眼，就觉得那些东西都是垃圾了呢？

要我说，拍照片和写日记差不多，都记录“人、岁月、生活”，只是记录的方式不一样。

一般人写日记，不会记流水帐，记下来的，一定是自己觉得值得记的。拍照也是这样。什么时候按动快门？心有所动的时候。心动，这非常重要，与其说它关乎照片的质量，倒不如说它决定了拍照的意义。

现在让我们假设一下：你把自己的日记拿出来，和别人的日记放在一起，有人在给它们作比较。如果告诉你，你的日记文采不如其他人，或者你的日记错别字比较多，或者干脆说你的日记本在装帧设计上不那么漂亮，这时你会怎么想？觉得自己的日记毫无价值？你不会，因为你知道日记真正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

拍照，也是一种私人化的行为。它对别人没有承诺，它只对你自己负责。照片拿不拿出来参赛，完全是你的自由，不过你要知道，参赛这件事根本改变不了照片本身的价值和意义。面对即将进入取景框的场景，你心动过，这就是一切价值和意义的基础。而这一切的价值和意义，只和你一个人有关，只和你的心灵有关。是否和他人分享已经无足轻重（你会捧着日记逢人便问“来，看看我的日记，你喜欢吗”？），更别说参加个什么比赛了。所以也可以说，拍照是一种很自私的行为。

让你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还有你的“能力”。在评委看来，你没有把令自己心动的画面很好地传达出来，于是你觉得这是能力上的欠缺。就拍摄一张照片来说，能力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心动的那一刻，你是否按下了快门，事后重新再看这张照片，它是否唤起了你的生命体验。一张照片的全部“使命”就体现在这里，并且就到这里打住了，能不能让别人心动，和你无关。甚至也可以这么说，在快门被按下的那一瞬间，一张照片的全部意义就已经释放完毕。

我想强调的是，你的拍摄行为，你拍出的照片，都只和你自己有关，照片能进入你的精神空间，也就足够了。往相反方向走，走得越远，就越容易入魔障。就像常见的那种批评——满脑子评委和获奖者，是出不了好东西的。之所以出不了好东西，是因为“拍自己”变成了“拍别人”，“自己在拍”变成了“别人在拍”。离自己远了，也就离摄影远了，离幸福感就更远了。

上面这些话，有个前提，就是你的照片没有进入大众媒体的传播渠道。一旦进入，受众啊，传播效果啊，问题就来了，拍照也就不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了（“荷赛”什么的那些比赛也就名正言顺了），只是这些事情还轮不到一般的“业余摄影爱好者”操心。我们顶多在博客上挂挂自己拍的东西，表面上看是进入了公共空间，其实根本上还是只属于自己。所以，我们应该是烦恼最少的一群人——和别人发生功利性的关系总是比较麻烦。

信口一说，也说了不少。

鼠标轻点，睡觉。

未命名（43号）

摄影随笔（64）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尊“佛”——至少曾经有过。
    对它，我们怀揣向往，我们心存敬畏。
    后来，有人不烧香了，有人把庙拆了。
    就连诚心向佛的也不愿说出口了。

摄影随笔（63）

    扭曲。杂乱。晃动。
    滚梯停不下来。
    上来下去，上来下去，上来下去。
    人。

旧衣裳•中国狮

关于2008年第4期《读书》的两点商榷

《读书》2008年第4期，依然精彩。读过之后，有两点疑问，似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再次燃起的宪法寻根热忱》一文中，谈到“《麦迪逊文集》没有‘题材索引’，法兰德的《汇编》里有。有了这份索引，研究美国宪法的人，方便多了。例如，研究参议院的来历，一查索引中的项目和对应页码，便可知道……”（44页）“题材索引”这个说法，值得商榷。

西文著作，在书末历来有附加索引（index）的传统。对单独一本书来说，索引或许属于末节，但千千万万本书汇集在一起，就看出了效果——并无夸张地说，索引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学术积累，提供了强有力的援手。编制索引，需要的不仅是耐心与谨严，更至少要有对某一领域学术脉络的深刻把握，以及对该领域学术前沿的了解与洞察。有些著作在编辑索引时，会特地找来学养深厚的学者，而这些学者的智力成果，无一不体现出其自身的“问题意识”，有时还会给有心人带来启发，开启出新的研究思路。目前我国内地出版的绝大多数学术类图书见不到索引，是亟需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细化”的时代，西文著作中的索引，往往又分成了author index和subject index，前者是书中重要人名的一览表，后者实际上是一份“关键词”清单，上述文章称之为“题材索引”，就我们对“题材”一词的一般使用情形来看，有些“名不符实”。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对subject index的解释是：（图书馆按图书内容编排的）分类索引。这个说法，对单本著作并不适用。相对妥当的称呼似乎是“主题索引”。

我的另一处疑问来自《当代艺术的国际化之路》一文。文章里说“……欧美的重要媒体像专业的《美国艺术》、《Flash Art》以及大众媒体如《时代》周刊、《纽约时报》，也都不断对中国的前卫艺术或地下艺术进行报道。”（85页）“Flash Art”是一本意大利艺术杂志的名称，既然保留了英文写法，就不好再加上书名号，因为英文中是没有书名号的。在英语文化中，书名一般做斜体处理。

文章作者保留了英文名称，有他的无奈。《时代》、《纽约时报》，都是公认的译法，但Flash Art没这么幸运，在西方社会里也属“小众”，更不用说在中国的传播了，上哪里去找所谓的标准译法？于是大家都选择把英文字母和方块字掺合着用——不译，还知道说的是什么，译了，反而不知所指为何。这几已成了汉语场域中目前的通行做法。表面上看，我们变得更加“国际化”了，往内里想，却不能急着欢呼。不管怎么说，把外语和汉语混在一起都是一种权宜之计，它表明我们的文化生态中还缺少足够多的活跃因子，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外来文化还不具备很强的消化能力，所以才会常遇到长衫上面套领带的尴尬。

回到Flash Art上来。即便是像这样采用斜体，也还是在汉语场域当中搬用英文的路数，只不过这领带不那么扎眼而已（倘若用加书名号的方式，书名号和它里面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里弄出“中西结合”，难免越发不伦不类）。处理成斜体，这种做法能否像标点符号那样，以舶来品的身份有机地融汇进汉语场域，还有待时间的筛淘。眼下有一种办法倒是较为可行。越来越多的外国杂志开始推出中文版，在说到这些杂志时，可以考虑使用中文版的名称。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Flash Art在1994年时就有了中文版，名曰《今日艺术》。

上面两点疑问，都是有关“名”的疑问。两个个案，背后的问题是一个：普遍来看，国人对“名”的使用比较随意、混乱——这是不是造成“言不顺”的原因之一呢？

摄影随笔（62）

悠闲与孤独，不过一线之间。

平凡世界

孤儿学校的孩子（肖像一组）

这些孩子们，如今都长大了吧……

孩子们分到了送来的新衣服。男孩虽然穿戴好了，眼睛仍离不开同学们接过衣服的手。

终于还是笑了……

猕猴桃——孩子们没有吃过的水果。

花，开了吗？

红石镇的彩色与黑白

前些天，单位组织外出旅游。下榻地点是吉林省桦甸市红石镇临江区，镇里没什么景点，风景都在山里。集体出行，约束自然多些，为同事拍纪念照之余，随心而动的快门机会并不多。好歹还有那么几次，算是对这次“上山下乡”的一点纪念。

红石镇不大，四面环山，铁道线穿镇而过。人口也少，放在大山的背景前就更显得少了。这是一个人在等着货车通过。

一溜小小的平房，是昔日的临江客运站，五个红字依然可以辨认。红石镇发展得虽慢，但毕竟也在进步。

红石镇傍着松花江的上游。江边的一户人家。

另一户人家。

镇里相对富裕的盖起了二层小楼。小孩子的小衣裳暗示着不同于山里人家的一份悠闲。

一大早，总是有些惬意的景色。就在旁边，各家各户早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科学、环保，离这里依然遥远。庄稼的“废料”仍旧在用爷爷小时候的办法进行处理。

想当年陶潜洗过衣裳，也就是这样子晾起来的吧。

进入水电站参观，每个人都要戴上安全帽。同事的小女儿也分到一顶，戴上后显得很大，在我前面一晃一晃。

有违章之嫌——违章又能怎么样呢？

站在道边，等长途汽车。

年纪大了，腿脚似乎也不好，便随身带着凳子，走累了便坐下，歇一会儿。

长在这里，是小姐弟俩没法选择的事情。未来，他们能有多少选择呢？

铁道线伸向远方，带走了当地人多少梦想？

摄影随笔（61）

          有一只小蚂蚁，听同伴说起大海的样子，心里羡慕极了。
         那一望无际的大海，那湛蓝湛蓝的大海哟……
          其实，蚂蚁们说的大海只不过是一个游泳池。
          可小蚂蚁并不知道。它动身去看海了。
          爬呀，爬呀，爬呀，好不容易爬到了这里，可是——
          这个海是干的，一滴水都没有。
          小蚂蚁又着急，又伤心，就要哭出来了。正在这时，一大群汽车疯了似地从旁边开过去，带起一阵风，把小蚂蚁卷到了半空中。
          小蚂蚁飘呀，飘呀，它紧紧地闭着眼睛。
          它害怕极了。

巨拆图

昨天在博文里说到王劲松的《百拆图》，想起来我也曾拍过这个中国最普及的汉字，刷在楼身高处，竟是罕见的大。走在街上，抬头望，吓一跳！

2007年6月。辽宁沈阳。

张大力作品（？）

对许多人来说，张大力就是“大人头”。他的大头像系列有个特点，先涂鸦，再拍照，先行为，再摄影。这批照片在不少摄影展、艺术展上亮相，有好几幅在拍卖市场上拍出了令人咂舌的高价。张大力后期有一些意识形态色彩较重的作品，两相比较，“大人头”系列在创作动机和视觉表达上都是十分朴素、单纯的。下面是他那幅著名的《拆·紫禁城》。

还有——

AK-47是张大力的签名。

现在到了我拍的这一张。从取材和线条的流畅程度看，是张大力的手笔，但毕竟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不排除“粉丝”仿作的可能），所以才有了题目中的那个问号。

补记：刚才有朋友跟我说，觉得这篇博文图多，字少，希望我再就张大力多说两句。好，那就随便再说两句。

九十年代中期，张大力开始在北京等地继续他的“大人头”创作（此前在国外已经折腾一段时间了）。其时，在中国社会内部，从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处于躁动不安状态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紧张，而在这个时期“国学热”的勃兴和民族主义的汹涌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在某些场合下，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被泛化成了普遍意义上的“新”与“旧”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上讲，张大力的这些作品扣准了时代的脉搏。它们展现的“新”“旧”对比，是多方面的，构成了一张“关系网”。这里既有经典意义上的“传统”（代表性表征符号便是紫禁城的一角）与相对晚近的建筑（尽管是行将拆毁的建筑），也有现代化都市的“新”（表征符号如上海东方明珠）和将从都市中消失的残垣断壁的“旧”，甚至可以说，还有年年岁岁如期吐绿的树木的“新”（作品中的树木多呈“旧”态，但在大众心理上，树是有机体，“旧”只是暂时的）和无生命的碎石瓦砾的“旧”（这是彻底的灰飞烟灭）。“新”与“旧”的关系，在张大力的这些作品中交织，互动，呈现出多维度，我想正是这种多维度使他的作品获得了力量。张大力本人用两个字概括了以上诸般关系，也就是作品最初的标题——《对话》。我这么说，不是说那个大头像可有可无。不是的，作为独特的签名方式，大头像自有它的意义——它提示了作者的在场，它表明了作者的“进入”。

《对话》这个系列，总让我想起创作于上个世纪末的《百拆图》（作者：王劲松）。根本上说，《百拆图》的力量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经验——我们对那个大大的“拆”字是再熟悉不过了，关于这个字引发的联想也有好多，现在把一百个“拆”字从环境中剥离出来堆放在一起，在观者心中就会激起不一样的感受，作品也就生发出艺术趣味。打个比方，一根火柴的微弱火焰你不会在意，但一万根火柴捆在一起，那便有了火炬的光芒。有意思的是，在《对话》系列中，画面上似乎看不到一个“拆”字，但我们都知道那是在拆。“拆”字一“显”一“隐”，有点像中国诗歌和西方诗歌不同的传统。在中国，诗贵含蓄，写一个人情绪低落，“愁”、“悲”一类的字眼最好不要带出来，用了便会招来失之太露的批评；西方诗歌呢，大略说来，感情比较张扬，从不在乎直抒胸臆，莎翁的十四行诗就是好例子。张大力的“隐”和王劲松的“显”，各有各的高明（事实上，就他们的创作而言，已无法再做别的选择），体现了两位作者不同的艺术眼光。

写到这里，突然想找出吴文光的纪录片，再看看那个涂鸦的张大力。

大太阳

          私家车多了，公共汽车站等车的人似乎并未减少。
          等车，意味着你有一份工作，也意味着你在这社会中的活跃程度。
          一些人，为了同一个目的，在公共空间里暂时聚到了一起。他们的种种表现，其实是一幅挺有意思的社会风俗画。
          愿意欣赏这画的，不在小轿车里，而是就在这儿和等车的人站在一起。